歷史教學 · 歷史教材

亞美尼亞大屠殺

緣起
從上個世紀的亞美尼亞大屠殺,納粹猶太死亡集中營,殖民帝國在世界各地的高壓統治,盧安達族群戰爭,前南斯拉夫族群與宗教屠殺,紅色高棉的「自我屠殺」(auto-genocide),日本皇軍慰安制度等戰爭性奴役,中國文化大革命、台灣戒嚴時期白色恐怖、中南美洲獨裁政權下被迫「消失」的人群,澳洲原住民「被偷走的世代」,延續到當前所謂全球化的世紀中,超越國界、形式更為複雜的族群清洗,宗教戰爭,極權國家對異議者的政治迫害,新資本主義對勞動者的制度化壓迫,乃至於民主國家對人民更為細緻的控管,握有政治、軍事、經濟權力的統治階層對人民施行的政治暴力,從未在號稱進步的當代人類社會中消失,而那些已被多數人視為歷史的政治暴力事件在受害者心理造成的創傷與烙印,亦未曾如俗諺所欲教導的傳統智慧那般隨風飄逝。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以降,嘗試與政治暴力下倖存者遭逢的心理臨床工作者發現,極限人為暴力不僅在直接遭受迫害、酷刑、羞辱、踐踏、操縱的受創者的心靈留下難以抹滅的烙印,無論是因著內在的恐懼、恥辱感,或來自外在的冷漠、否認、箝制而被迫噤聲的創傷,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和路徑傳給第二、第三代。(Douville 2014; Davoine and Gaudillère 2004; Robben and Suarez-Orozco 2000; Caruth 1996; Bion 1997)台灣距離解嚴不到三十年,政治暴力引致的心理創傷和代間創傷,原本應是值得心理治療或諮商領域深入思考的議題。然而,在特定歷史及社會脈絡中形塑而成的、對於心理專業「中立」的去政治化想像,卻使得台灣本土心理專業長久以來忽略了人為暴力創傷的政治面向。

政治暴力引致的心理創傷,與通常被視為私領域的人為暴力(如性侵、家暴)、天然災害(如九二一震災)、公共意外災害(如八仙塵暴)造成的心理創傷之間,是否存在差異?主流精神醫學和臨床心理學的統一診斷標籤「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是否足以幫助我們理解創傷主體不同層次的內在經驗?而以個人日常生活機能的恢復,以及強調個人或社群「韌性」(resilience)為主要認識框架的心理治療取向,是否足以支撐政治暴力創傷的處遇工作?社會認納(social recognition)在個人或社群的創傷療癒中扮演何種角色?一個尋求轉型正義的社會,如何面對橫跨幾個世代的創傷傳承現象,並察覺歷史創傷延續、潛藏在當前文化社會中的各種形式?

本次研討工作坊特別邀請到法國專門從事政治難民心理治療工作的普利摩・列維中心(Centre Primo Levi)的兩位資深講師和臨床實務工作者,分享此中心這二十年來奠基在精神分析理論取向上的心理臨床工作,如何聆聽政治創傷主體,好讓這些主體以其真實、殊異的面貌在心理治療情境中現身,並透過實際案例細緻地闡述,政治暴力創傷的心理療癒為何需要同時觀照個人和社會集體雙重面向。

http://www.ioe.sinica.edu.tw/content/EventREg/cont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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